垃圾并不是我们扔掉的东西，而是我们生活涵义的原始轨迹：我们安排自身的存在，以给垃圾腾出空间……

──Don Delillo《地球》

 

地球标的物：万里长城和史坦岛垃圾场

      据美国空气净化委员会（Clean Air Council）表示，地球上只有两个人造建筑大到可以从外太空看到：中国的长城和美国纽约史坦岛（Staten Island）的垃圾掩埋场（Fresh Kills Landfill）。从千万里之遥看这两个建筑，不过是小灰点，却或许能为当今全球环境的重要环节作注脚。

      令人惊讶的是，以目前全球制造垃圾的速度，史坦岛的垃圾掩埋场竟然是唯一能从宇宙看到的垃圾场。美国平均每人每天制造4.39磅垃圾，每年达56吨；中国都市废弃物量也以十分惊人的速度成长。据统计，目前中国每年制造垃圾150吨，并以一年8％到10％的成长率持续增加，累积的垃圾量将可布满30万英亩的土地，当然，那就会像史坦岛的垃圾场一样，大到从外太空也能看见。

      史坦岛垃圾场于2001年底关闭，因专家将其当作研究室，试图在世贸双塔残骸中找出罹难者的故事；如今，垃圾场成为911灾难残骸的安息地。几年后的今天，美国人仍不停歇地装填着一车车的垃圾，如果把这些垃圾车连成线，至少是地球到月球距离的一半。这让人忆起911之后几个月的纽约下城，装载着扭曲钢架的巨型卡车，仿佛终极车队般，正是对未来不安全世界和过去现代文明堕落腐败的明证。

新世界秩序的重组

      就在现代文明进入最后高潮的一刻，一部新的史诗于焉诞生，即美国总统布希所称的「新世界秩序」。世界正因恐怖主义、全球化市场及新经济力量的浮现而重组。911事件的余波中，我们看到的是谴责谩骂、极端主义、消费、污染、冷漠、哗众取宠等的无尽循环。曾一度虚伪地往理想主义靠拢的世界意识形态，现已明显卷入利益的漩涡。位处狂流中心的中国，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作为一个仓促脱离其农业根基，正热情拥抱超现代及其副作用的国家，中国无疑是世界最后的希望和最大的威胁。在极短的时间内，它已成功使几百万的人民脱离贫困，它进入WTO，还将主办下届奥运。然而，在一跃为新星的过程中，也衍生出许多问题。严重的环境污染、不稳定的经济、逐渐脆弱的阶级结构都成为中国的隐忧，并影响着它的国际关系。在全球化的课题中，一方面国与国的界限正在消失，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却也逐渐形成；为了持续发展，中国必须尽快确立目标。就在中国的国际抱负尚未明朗、仍不断变化之时，艺术家刘建华已采取行动。在他的近两个装置作品中，已正视了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角色。

《义乌调查》．满溢的垃圾

 

      在2006年上海双年展上，刘建华将大型红色货柜的一头嵌入画廊墙上，而在另一开放端将塑胶玩具、工具、灯、假花及电子产品等仿佛山崩般倾泻一地，淹没了观者的脚。一如作品的名称，《义乌调查》直接展示了中国最大日用品制造者和出口商义乌的产物，让观众一览无遗。刘建华的作品不只令人目眩（他过人的才华能使「超市」看来比任何艺术空间更精彩），而且观点犀利。义乌是世界上大规模生产廉价商品的主要基地，每天有1千多个装着「大杂烩」的货柜从义乌海岸出口。这些商品塞满1美元商店、跳蚤市场，且迟早会堆积在世界各地的垃圾场。然而，刘建华关注的并非不断增加的垃圾掩埋场，而是世界市场的动态，以及义乌（中国）在其中的位置。

      居住在义乌的6千多名外国商人证实了这种动态的根源。义乌的成功基于外部世界对廉价小塑胶商品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义乌市场上拥有1,502个类型、32万种商品。据联合国统计，全世界共有50万种商品，所以几乎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义乌都有生产。212个国家经常性地从这里进口塑胶相框、灯具、针织品、拖鞋、工具、廉价首饰、化妆品、假发和干燥花，而美国是这些产品的主要接收者。「中国制造」在美国无处不在，不仅很少看到由其他国家生产的产品，而且对美国人来说，中国商品是不可或缺的。在Sara Bongiorini《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A Year Without ‘Made in China’）书中，她尝试整整一年都不使用中国制造的商品，结果几近破产。中国出口的廉价商品允许已开发国家的穷人保有他们的物质享受，这不仅使中国获得强大自主的地位，也使其处于一个不断妥协的状态。自从2001年加入WTO，中国摇身一变而成超级大国之际，针对其低价商品的批评声浪不断高涨。中国因各种理由受谴责：从美国国内制造业的大量失业、利用不公平贸易手段获得不断拓展的国际市场大饼，再到毒性含量过高的中国制芭比娃娃、Polly Pockets等玩具（最终导致中国工厂老板的自杀）。这世界不仅需要便宜商品，更需要安全干净的商品。这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由需求调节需求的关系：对经济发展的需求和对廉价小塑胶商品的需求，最终将如垃圾掩埋场般填满每一寸土地。

      刘建华向我们展示了不断高速成长之全球市场的多样布局。他摆在我们面前的大量糖果色廉价物品，构成了定义21世纪之消费、贸易不平衡及晚期资本活动的万花筒。同时，他也提出了关于文明的普遍性问题，如：我们怎么走到这一步？世界文化又是如何被一堆抛弃式人工制品所制约？在双年展的画册里，刘建华作为艺术家的努力已等同于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所展示的实地调查不仅是纪录，同时也是一种（考古学上的）标本。货柜中承载的收获成果充分证明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有力角色及出口的使命。刘建华并未在作品中作出完整的结论，但是他提出了问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如何定义这个关系？

「一个人的垃圾是另一人的珍宝」

      2007年9月，当国际艺术圈都涌向亚洲的盛会──上海艺博会（SH Contemporary）之时，刘建华正忙于回答以上提到的和其他更多的问题。如果《义乌调查》表现了中国出口方程式的前沿，《出口－货物转运》则展示其后方。这些产品不仅从中国出口，用过之后，常常又回到中国。为了满足其强势制造业的需求，中国的回收工业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每年进口约4千万吨的垃圾。这是一个拥有650亿美元资本额、5万工人的行业。补充一个有关国际贸易不平衡的细节：美国对中国的最大出口是废纸，反过来，它们通常以鞋盒或其它包装材的形式被运回美国。不难想像，义乌产品的原料可能就是进口的可回收材料。回收工业有利可图的同时，不断发展的市场和激烈竞争所带来的危险漏洞，往往造成恶性后果。在垃圾交易背后掩藏的复杂国际动态，几乎是历史殖民的回光返照。刘建华力图以「特定场地艺术」的尖锐唤起我们的注意力。

      沪申画廊坐落在历史悠久的外滩上，一座高贵的后文艺复兴式建筑里，即知名的外滩3号。其建于1916年资本主义向远东地区扩张的鼎盛时期，最初是国际银行的驻地，今日则被认为是上世纪初爵士时代的续篇，大楼里入住的是新式的奢华：最近由Michael Graves重新设计装修，新的主人是Armani、HUGO BOSS、Jean Georges餐厅等奢侈名牌精品店。就在外滩3号3楼的这个高雅空间，刘建华布置了10多吨重的可回收进口垃圾（foreign waste）。绑缚成堆，散落在地，在窗户下、甚至天井处也陈列了紧密压实在树脂玻璃里的垃圾，说是进口垃圾布满整个画廊可是一点也不夸张。头顶的扬声器播放着码头和加工厂的实地录音；一个没在运作的压土机，从凌乱中升起。塑胶药瓶、反光的锡箔纸、模糊不清的包装材料、树脂碎片和沾黏的里衬都聚合成一奇特的整体。一如他在《义乌调查》中展示的批发市场美感，刘建华再次利用工业残骸的蛊惑特质，达到一般艺术空间所不可及的惊人效果。

      印在画廊墙壁上的媒体引述提到了另一种垃圾。「据估计，已开发国家每年制造5千万余吨的电子垃圾……」、「特别是旧电脑被倾倒在中国，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并给居民带来疾病……」、「有纪录指出，英国途经8千英里把190万吨的垃圾运往中国……社运人士担心大量含有潜在致命危险的化学品，最终流落非法垃圾场，而不是被回收」。引述还描绘了电子垃圾交易导致的灾难性画面：已开发国家把致命垃圾倾倒于发展中国家，造成环境的严重破坏及不可弥补的健康问题。「由于（在中国）处理电子垃圾只利用非常基本的技术，大量的危险物质被释放到环境中。环境调查显示广东贵屿已经没有饮用水，造成80％的儿童中毒……情形令人作呕」（ 不是引述的一部分 ，属作者加的评论。 ）。垃圾并非仅仅来自所谓的已开发国家，甚至还有签署了「巴塞尔公约」（Basel Convention）的国家，「巴塞尔公约」是一个富裕国家同意停止向贫穷国家出口垃圾的协定，但是该协定本身就有实行上的困难。艺术家（刘建华）义愤填膺地说：「废物是非法的，但不知怎么，还是逃避了双方的海关。」

被垃圾团团包围的窘境

      为该展撰写前言的策展人曹为军认为，此形势与新殖民化等同，「刘建华之所以锁定『洋』垃圾作为展览的主题，是因为这个词的构成和中国的近现代被殖民历史的内涵有着惊人的相似处」。展场本身也加强了这个观点，一个曾储存西方商人在亚洲牟取之利益的建筑，而今又入住了代表超奢华的西方名牌。而广东南部是垃圾交易的主要场地（该装置的材料也源自于此），且曾经发生过鸦片战争，更把殖民的历史描绘得更加完满。但是如果把现在的情况完全当作旧时殖民辉煌的回归，未免否定了中国自己面对经济发展的无力挣扎。曹为军也解释了自我反省的两难窘境：「在探究殖民者的恶行的同时，身为被殖民者的『我们』是否有必要检讨自己呢？由被殖民到自我殖民，由丧失自己的灵魂和忘记自己的文化身分而痛苦，到能从殖民主子那里领到一分口粮和几个赏钱而欣喜……」据政府统计，中国每年自己要处理掉至少5百万台电视机、5百万台电脑，和几千万只手机。像进口垃圾一样，大部分在取掉有用材料后，就被丢弃在岸边，污染土地和地下水。进口垃圾的国际市场由中国控制的同时，也是在中国，生意人为了获得利益而违反安全法规，牺牲的是自己国家的环境和百姓的健康。但是没有人可以逃脱这个困境而不受谴责。这是国际双方的共谋。刘建华的姿态是为双方的辩论提供开放的平台，也再次提出了同样的基本问题：我们怎会到了被垃圾团团包围的窘境？

      刘建华的方式源于艺术世界，而在这个奢华和虚构舞台上的辩论会有多大的影响力，又能达到什么程度呢？垃圾作为政治挑衅者，常常混入艺术世界，毕卡索（Pablo Picasso）和布拉克（Georges Braque）早将垃圾当作前卫艺术用来颠覆传统艺术的工具；把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联系在一起，并开创了后现代的基本信条。杜象（Marcel Duchamp）当然是主要的发起者，曾把稍加变化的垃圾展示给被迷惑的大众；罗森柏格（Robert Rauschenberg）利用垃圾的「美」来作为形式表现的手段；阿曼（Arman）把垃圾切碎，有时染成褐色，用来暗示以消费驱动的1960和1970年代社会中的「不时髦」废物；卡布罗（Allan Kaprow）做过旧轮胎的装置；汉墨斯（David Hammons）用过瓶盖，模仿世界各地的民间艺术家，而他们作品的唯一材料就是回收物品。《出口－货物转运》不得不使我们联想到勒瓦（Barry Le Va）早期的《凌乱摆置》作品。正如本文的立场，尤克莉斯（Mierle Ukeles）的作品一如其名是面《社会的镜子》：在一个12吨重、28英尺长的纽约垃圾车上装置大面的镜子，它是1983年纽约市艺术游行开幕式的亮点，也是一个永久性的移动式公共艺术作品，还在继续反映着我们这个垃圾泉涌的社会。而刘建华的垃圾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作品本身在艺术世界的脉络里也成了奢侈的消费品。 在标有「艺术出口」的货柜里，塞满的垃圾作好了被送回自己西方老家的准备。这也是刘建华作品设计的一部分，以便让人目睹这些进口垃圾作为中国高雅艺术商品后再次进入国际市场。正像其整体贸易与其他国家的不平衡，中国的当代艺术市场一直都是出口贸易。自从1980年代的开端，中国前卫艺术的惠顾者便是来自国外的藏家和展商，自然在很多方面也影响了它的发展，许多人即指责西方的光顾和趣味促成的是迎合西方品味的作品。今天中国的艺术市场表现已经让最老练的投机商们瞠目结舌，有些人把这归咎于不断成长的中国收藏领域。在这个飘忽不定的市场转换中，刘建华又作出了尝试，他着眼于把进口垃圾市场和中国艺术收藏市场连接起来，为国际贸易循环多加一个环节。他的展览在最佳时间举行，因为上海艺博览会为上海带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收藏家和画廊老板，他们都愿意购买（似乎有些盲目地）下一个大陆风尚；而此时此刻，是一堆堆的垃圾。

 

文：马修．柏利塞维兹（Mathieu Borysevicz）　
翻译：杨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