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00年，中国的两位艺术家蔡元和席建军在泰特现代美术馆对着马塞尔·杜尚1917年的作品《泉》当众小便，这立即引发了各种有意思的讨论。虽然两位艺术家称他们的作品只不过是为了表示对艺术大师杜尚的一种尊敬，大家仍然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为了吸引大众眼球罢了。该作品与他们以前表演性质的作品极其类似，而这些‘轰动事件’却恰恰被视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特点所在。除此以外，该作品实际上揭示了中国当代艺术与欧美艺术的复杂关系，这些话题逐渐升级，进而引发了关于欧美艺术影响力的广泛讨论。公众普遍认为审视中国当代艺术的角度仍然扎根于欧美当代艺术发展的视角与方式，因为现有的中国当代艺术似乎还在试图解释其如何与西方艺术划清界限，抑或索性确认西方的艺术表现风格模式的源头以及在中国当代艺术中所能找到的对西方艺术的认可与采纳。然而，刘建华的作品从未试图要辩解些什么，虽然他的作品也反映出了中国所面对的当前状况，它与西方的种种关联，以及隐藏在这种关联下的错综复杂与令人费解的问题。我们还可以从刘建华的作品及杜尚的作品的关系中来解读出这个答案，尤其是杜尚的《泉》——这个在西方艺术发展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而两部作品的关系早已超出了艺术家所用材料的类似。

      虽然在中国瓷都景德镇刘建华对陶瓷工艺进行了系统学习，然而他在艺术作品中运用陶瓷的方式是对中国陶瓷制作传统技法的挑战。他的作品表明了雕塑语言的转变，由铸模与塑造转向复制与校正，这在他的作品《日常·易碎》（2003）中显而易见。在该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数不清的日常用品的陶瓷副本，比如锁、锤子、瓶子，电话等等。刘建华的作品经常和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工业化进程以及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联系起来。这进一步将人们的关注点转移到由于廉价的劳动力及生产成本，当今世界上的消费品有多少是产自中国这个问题上。然而最终的话题则是中国社会为此而付出的惨重代价，如对社会产生有害影响，环境的污染以及种种社会效应等。陶瓷在视觉上给人以坚固稳定的感觉，却又如此易碎，刘建华对于该材料的使用也恰好暗指了不稳定与易变的社会现状。虽然对刘建华作品的这种解读对于强调中国在当今全球秩序下的地位至关重要，然而当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他的作品时，我们发现这些作品反映了中国消费品的制造与国际艺术体系的复杂的本体论关系，进一步我们可以发现刘建华的作品实际上是在述说当今飞速发展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

      即使并未直接在杜尚的《泉》上直接进行小便表演，而是在该作品的有机玻璃包装上，两位中国艺术家的行为仍然强调了一个事实：尽管杜尚试图将工业制造的小便池从日常生活及真实情景下抽离出来，再殖入到一个艺术语境下，人们仍然可以将它作为小便池来使用，该作品也仍然可以体现其作为一个小便池的功能价值。从日常生活的背景中将其抽离并未能完全消除它的使用价值，也就是说，将其重置于日常生活的语境并非不可实现。杜尚将习以为常的生活用具转化为艺术作品，虽然可以称为20世纪标志艺术进程的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从某种角度来说，却未能将其从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完全抽离出来。相比之下，在刘建华的作品中，日常生活用品所经历的是一个不同的本体论转变，而且这个转变还被赋予了文化的内涵。在《日常·易碎》中，刘建华将日常生活中的物体一律转化为白瓷替代品，完成了所有物体的标准化并消解了它们之间的不同，最终在达到了视觉上的相似感。物体失去了原本的使用价值，失去了它们原本被制造时所能起到的功用。通过传统的中国工艺技法，它们几乎被彻底转化为艺术品，并被赋予了新的价值——经济价值，而非使用价值。在作为艺术作品的新的外表下，日常的生活用品就这样在艺术体系下被转化，从而获取文化与经济价值。虽然杜尚搬来的现成的小便池颠覆了当时的艺术体制与艺术结构，刘建华却将日常用品成功地转化为艺术体系中的文化消费品。因此，刘建华的《日常·易碎》反应了艺术与日常生活错综复杂的关系，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下。

      《日常·易碎》揭示了在当今中国社会，在以牺牲其他利益为代价的前提下，如何加快经济的进程，扩大资本的回报成为了最令人担忧的一个问题。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看作过滤艺术体系的识别物。艺术可以被当作一种更加有利可图的投资手段。由于它不确定的升值潜力被买卖交易，这在近几年的中国艺术市场显得尤为突出。刘建华的作品中肯地反映了这个现状，正是因为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复杂关系，艺术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被推到了一个不如人意的境遇，而这，将会对中国文化与社会产生持久的负面影响。

Eugene Tan